大家｜黄达：初入华北联大财经系，踏进全新的天地(上)｜忆旧记年Ⅱ（二）

编者按

《IMI财经观察》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，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！本期奉上最新连载《忆旧记年II》，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。

黄达，1927年生于天津，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（1947-1948）、华北大学（1948-1950）和中国人民大学（1950-）工作，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、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。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、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，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。先后获得第二届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（1986）、首届“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”（2011年）、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（2013）以及第三届“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”（2014），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（教学）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。

本文是《忆旧记年II》的第二篇，原文刊载于《金融博览》。

以下为节选全文

“

 初入华北联大财经系，踏进全新的天地(上)

到华北联大报到的具体过程，只记起一件事，就是校部接收新生报到的人开了张入学证明的小条条，并嘱咐，自己带好衣物被子，到法政学院财经系报到。那时的院系与校部都不在一处。

进革命根据地时我只带了一两件换洗衣服，还要自己带好被子，怎么办？可能是学校接收新生报到的人指点；回到你住的招待所，问他们要。晋察冀公安管理处招待所的小于同志倒是很爽快，答应给我一床被子。在我的观念里，只有被子没有褥子，怎么睡？后来知道，在八路军里，褥子绝非人人都有；有一床被子，自己背着，在老乡家借宿，那是最标准的装备。小于同志很为难，说招待所现在的被褥也不富裕，不好解决。与我在招待所同屋住的老公安帮着我说情，最后小于同志咬了咬牙，又支援了我一床小褥子。

应该是第二天，背着行囊被褥我去了财经系。当时华北联大的法政学院住“东山坡”。在那时的张家口，东山坡应是郊区，是一片坡度不大的丘陵地带，四无人烟，非常空阔。从坡上到坡下有一条主路，通往校部。如果把它视为竖向的主路，那么半坡腰偏下，有一条横向的路。主路的左右方和横向路的上下方都有房子。一律是日式的独栋平房，排列整齐。每栋房子，进玄关，是脱鞋的地方。主卧室铺着六平方米（也许是八平方米）的“榻榻米”，很宽敞。有一面墙的墙根是大被橱，相当一张榻榻米大小，两层，白天可以把小组同学的被子都装进去，晚上拿出被子上下可以各睡一个人。各户有没有自家的厕所，记不起来了。后来知道，这是日本占领军专门给来中国“开疆拓土”的日本人——多少有些身份的日本人——修盖的。同学中最早进驻这里的，都看到过日本人仓皇撤退时丢弃的衣物。

财经系住的地势偏高，政治系住的地势偏低，分别在竖向主路的两侧。在财经系这边，盘腰横路的下方有两三排房子，上方有四五排房子。横路的上方住的都是学生，学院的工作人员住在盘腰路的下方，同时下方也住有部分学生。

2012年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在张家口组织了一次科研项目论证会。我和我的暮年伴侣吴炯一同去了。吴炯，1946年在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政治系学习，我们是七十年前的校友。那天早饭后从北京出发，中午抵达张家口，住进饭店，立即吃午饭。吴炯迫不及待地问接待的人士，张家口过去有个东山坡，现在在哪里？接待的人士毫无迟疑，指指地下：这就是东山坡！大家轰然大笑。因为到达时，看得极清楚，这一片全然是林立的高楼，已经没有一点“山坡”的影子。我与吴炯也预料可能旧地难觅，但没成想刚一在张家口落脚，就把原有的期望吹得无影无踪——2012年的这里，已经没有可能找到1946年华北联大法政学院的任何痕迹。

让我去报到的，是财经系的第四小组。这个小组住一栋房子，在盘腰路上方的第一排。进入房里，小组同学正盘坐在榻榻米上学习。组长非常敏捷地起身迎接，并表示已经知道我来报到。他帮我放下行李，让我坐下，一一介绍同组的同学，并告诉我，这就是我生活学习的地方；男生都住在这里，女生另有宿舍；每日两餐，都是打到宿舍来吃的。

第四小组的同学有八九个人。组长陆迅，北京出来的学生，是抗战胜利后不久从蒋管区进入革命根据地并进入华北联大的。矮矮的个子，透着一股机敏的劲头。后来了解，他交往广，信息灵通。财经系毕业后，他留在学校，与我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好几十年。他一直在经济系，曾主编过《光明日报》的经济理论版。

其他的成员：

陆非：也是矮矮的个子，很壮实，有浓浓的眉毛、胡须，寡言少语。小组出力气的活儿他都是主力。好像每日两餐，他都是打饭的专职。有人说，他在国民党的特务学校学习过。这种神神秘秘的小道传说大多不确实，记得他可能是在国民党举办的某个政工培训班学习过。

1946年冬，毕业后的财经系同学大多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，他是其中之一。在围攻石家庄时被国民党军队俘虏。一时传说他叛逃，但很快弄清事实，恢复了名誉。

张向新（姓，记得清楚；名，是不是这两个字，没有把握）：是北京一所大学学工的低年级学生。朴实和善，不偏激，不善言辞。不久调到工程部门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听说他一直从事工程建设。后来没有联系。

陈书年：年龄偏大，二十三四岁，也许还大。瘦高挑，有些口吃。是小组里唯一一个不掩盖自己反对共产党、反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生。名字，他承认是化名。但更改得不露痕迹，很符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家庭给小孩取学名的习惯。至于他是怎样进入华北联大的，当时我就没有搞清楚。1945年底和1946年大半年，是国共和谈的局面。同学们猜测，他应该是国民党借和谈局面专门派来的特务。对于中国文化，对于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学说，他都知道一些——至少比同组同学知道的多。在小组讨论里，从理论，从政策，他都是对立面。我去了之后，在知识层面上他有了一个新对手。但争论归争论，同学归同学，在一个组内“和平共处”了两三个月。七月份全系参加万全县的土地改革，陈书年以胃病——他确实长期犯有胃病——的理由请假留校。在九月份学校从张家口撤出向山西转移时，他是随留守人员的一只小的队伍转移的，途中跑掉了。大家判断，应是跑回蒋管区了。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。

胡宗泰：年龄更大一些。皮肤黝黑、干枯，须发稀疏，面部有深深的皱纹，容貌上明显有饱经风霜的印记，瘦高的身躯也已经有些佝偻。他的谋生经历坎坷，曾经在北京打过小鼓——收废品。自私、斤斤计较、贪小便宜，好像不是不加掩盖，而是习以为常。但是他读的书很多，有关文化、政治的知识在当时的大学生层次也应属于较高的。他并不掩饰，报考华北联大，首先是为了找一个安稳吃饭的地方，是吃饭取向高于政治取向。他是随大多数财经系同学一起加入人民解放军的，后来的具体发展记不起来了。

×××：名字和姓都想不起来了。青岛的一位中学生。年龄较小，却有着壮壮的运动员体格。可能是家庭、亲戚的影响进到华北联大的。思想单纯，正直。文化素养是沦陷区大多数中学生的一般水平。在讨论问题时往往只是三言两语，不善发挥。他特别看不惯胡宗泰的自私习性，几句话不合，就要动拳头。他没有随财经系的多数同学加入人民解放军，而是调到地方工作。

庄亦尔：在组里年龄最小，也是中学生，文化底子较薄，但非常聪明。全组人员的特点、习性、心气，他好像全然了然于心。短短的发言，往往击中对方的要害。他是随财经系的大多数同学加入人民解放军的。改革开放后还见到他一次，在济南军区，已是部队里中层以上的干部。

有位女同学，叫阮若琨，身材很矮小。性格沉静，记不起她在小组讨论中是否发过言。她的家庭是当年察哈尔省有名的大地主，父亲阮慕韩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。财经系毕业分配后，她进入医学院校。改革开放后见到过她，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知名医生。

当时，有一批延安大学的学生从延安借道张家口去东北解放区，因道路阻隔，滞留在张家口。他们暂时被安插在华北联大。这是在我入学之前的事。我们第四小组安插有两位：蒋端方（女）和高×。延安来的，自然而然有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。他们好像还有自己的活动安排，小组活动并不经常参加。蒋端方年龄偏大，态度严肃，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政治性特强的大姐；高×，总像有好多活动需要他参加，匆匆忙忙跑来小组，又匆匆忙忙跑走。不久，他们启程去东北了。改革开放后见到过蒋端方，她多年就在北京工作。

也许还有一两位，想不起来了。

当时财经系有八个小组，同学的构成大体类似。

这样的构成，如果人们用今天心目中的大学生群体来衡量，简直是光怪陆离，太不合规格了。

面对这样一个学生群体，现在的人们可能会问，教授怎么授课？我一报到，也想看看课程表。但这里没有。好像小组长给我看过一张手写的活动安排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。入学之初，自然更想知道院长是谁，系主任是谁，有什么名教授。院长是何干之，这听说过，是上世纪30年代，在上海参加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青年学人。已经记不起在张家口是否见过他。系主任是何戊双，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，可能是组长告诉我，他是老革命。教授，好像没有。在学校的几个月，管财经系的是三位助理员：陈锡章、李光宇和张卫华。陈锡章，据说是延安来的，很少见面，只给我们做过一次学习总结报告，报告的确有水平，同学听了很佩服。不久，他去了东北。经常见面的是李、张二位：李管学习，张管生活。 

图文编辑  张晨希

来源  《金融博览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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